1、 “基礎性”作用
各種車站流竄犯罪證據固定難度大，破案時機稍縱即逝，行車記錄儀的使用，可以說是安裝了一部“流動的視頻監控器”。案件發生后，民警通過行車記錄儀記錄的案發時間、案發地點的環境、人員等情況，與基礎工作相結合，對比分析、綜合研判，為確定重大犯罪嫌疑人，快速偵破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支撐。2009年12月13日，列車發生一起4000元人民幣旅財被盜案件。乘警在執乘中利用行車記錄儀，記錄了一個名叫孫某的老賊曾乘車的錄像資料，偵查員立即組織證人對錄像資料進行辨認，鎖定了犯罪嫌疑人，隨后對其進行網上通緝。12月25日，犯罪嫌疑人孫某被伊春地方公安機關抓獲，在確鑿的證據面前，孫某對盜竊犯罪事實供認不諱，至此，這起取證難、偵破難的旅財案件，通過利用行車記錄儀，在短短12天時間內成功偵破。

2、“記錄性”作用
北京市公安局2009年12月25日正式發布了《北京市公安局行車大綱》，對民警行車的各個環節進行了統一化、具體化、明確化的規范要求。并從2010年起，推行民警行車記錄措施，要求民警在現場行車時必須使用記錄儀記錄出警全過程，以此規范民警的行車行為，保護當事人和民警的合法權益。
民警在下班（退乘）后，將記錄儀記錄的數據內容傳輸到本單位固定的存儲介質中，并在《行車執勤日志中》記錄備案。各單位均指派專人負責對行車記錄儀記錄數據的保存、提取、分析。此舉既記錄了民警勤務工作的過程，又為今后獲取案件證據、解決爭議問題提供了原始資料。2009年某月，民警在查處一起擾亂車站秩序治安案件，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非但不承認自己的違法事實，反而誣告民警對其進行了毆打。在無第三方證實的情況下，民警適時出示了行車記錄儀記錄的查獲全過程，使這類在以往處理中較為棘手的問題迎刃而解。
 

3、 “固定性”作用
在信訪接待工作中經常出現來訪者纏訪、鬧訪、無理訪的情況，一些信訪人到上級機關上訪時編造莫須有的“事實”，對基層信訪接待人員進行誣告的問題也時有發生。這些問題往往發生在不確定的場合地點，多數人語言行為激烈，鑒于這種情況，信訪接待部門配備行車記錄儀，既可以對來訪人過激的語言行為進行證據固定，也可以對接待人員實施有效監督，經過實踐證明效果很好。例如去年國慶安保期間，一名退休職工因對勞動教養不服，多次到公安局無理鬧訪，此間，盡管接待人員做了大量的說服解釋工作，上訪人不但無動于衷，而且在幾次到上級公安部門上訪時，編造散布接待人員不負責任等不實之詞，致使上級接待部門很不滿意。公安局向上級匯報時，帶上利用行車記錄儀錄取的資料，現場進行播放，上級部門消除了誤解，并稱贊和肯定了使用行車記錄儀進行信訪接待的做法。
 

4、 “鎖定性”作用
近年來，鐵路公安機關處置各類突發事件，尤其是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任務越來越重，這些事件往往有幕后操縱者和骨干成員，如果對這些人的情況掌握不準，將給事件處置工作增加難度。行車記錄儀的應用，就會在處置現場及時鎖定重點對象，就會給事件處置帶來事半功倍之效。去年某月，某些退休員工因福利待遇問題集體上訪，沖擊辦公大樓，現場維護秩序的警員全部佩戴行車記錄儀進行處置，經過對錄像資料的篩查，迅速鎖定了鬧事重點人員，并將重點人員帶離現場開展訓誡，最終使這起群體性事件得以成功化解。
 

5、 “保障性”作用
近年來，基層所隊民警在行車工作中，受到旅客刁難、謾罵、誣告甚至毆打的情況屢屢發生，出于種種原因，固定有力證據難度較大。行車記錄儀的推廣使用，成功地破解了這一難題，為維護民警行車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力保障。2009年某月某日，民警在維護秩序中，無端受到一名醉酒旅客的謾罵和毆打，整個過程被民警佩戴的行車記錄儀全部錄下。在案件處理過程中，由于案發時正值列車檢票時間，知情證人已經乘車離去。該人又拒不承認違法事實，在此情況下，民警適時出具行車記錄儀記錄的事實證據，該人對自身違法事實供認不諱，并得到了應有的處罰。在民警維權中，發揮“保障性”作用。
 

6、 “規范性”作用。
行車記錄儀不僅能為日常行車勤務工作提供保障，而且對規范民警行車行為，確保公正、文明行車也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。比如，一線民警在行車中，往往會出現態度粗暴、言語不文明現象，使用行車記錄儀，就可以提示民警，在錄取行車對象言行的同時，自身的行車行為也同樣會被錄取，從而能夠有效約束民警的行車行為，達到規范行車的目的。另外，督察民警通過使用手持式取證儀，對民警職務狀態、站車治安狀況等情況的暗訪式拍攝，也極大地提高了督察效率和效果。
總之，在技術比較發達的今天，圖像清晰、功能強大、使用方便、安全性及使用耐久性強的行車取證設備，將在行車過程中發揮更大更強的作用，更符合現代重證據講公平，講公正的的社會環境。